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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消除“月经贫困”，东西方如何合作？******
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 题：消除“月经贫困”，东西方如何合作？
中新社记者 曾鼐
5月28日是国际经期卫生日。月经并非一个仅属于女性的私密话题，它背后关乎广大女性的健康和尊严。如今，“月经贫困”已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消除“月经贫困”，如何推动全球行动？创新科普宣传，中外该如何合作？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对话快手博主“科学少女壳酱”王鸿坦。
康嘉婷表示，在不少地区，月经的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需要国际合作消除“月经歧视”“月经贫困”。她指出，一些西方的、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依托新技术手段，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心理健康和科普工作。
作为一名科普博主，王鸿坦认为，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导致，建议东西方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女性健康安全。
“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对话博主“科学少女壳酱”王鸿坦。 田博川 摄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一些地区会有“月经羞耻”的文化？“月经歧视”的现象严重吗？
康嘉婷：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每天都有很多女性，因为月经而受到歧视或遭受不公平对待。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禁忌或对月经的污名化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没钱购买卫生用品。在一些文化中，女性在月经期间被认为是不洁或肮脏的，这显然是一个误区，但她们却因此被所在社群排斥。
在一些国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歧视，例如，女孩在学校来月经时会被男孩取笑、甚至遭遇性骚扰。有时，当一个女孩开始来月经后，尽管她还是个孩子，人们就认为她可以结婚了，这些女孩可能会被迫早婚。对于不少女性来说，经期安全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
王鸿坦：历史上，“月经羞耻”是源于社会对月经没有科学认知，又因月经与性相关，本身属于较私密话题，常常被污名化。例如，在罗马时代有学者称，如果经期妇女碰到铁，铁会生锈，如果她碰到麦子，麦子会枯萎。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月经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但受文化等因素影响，“月经羞耻”仍然刻在一些人的认知中。消除“月经歧视”“月经羞耻”的问题，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需要在小朋友、青少年的成长阶段，为他们构建科学的认知体系。
中新社记者：“月经贫困”是什么？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解决“月经贫困”？
康嘉婷：“月经贫困”是指妇女或青春期女孩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卫生用品、治疗疼痛的药物、新内衣等一切保障经期健康所需要的物资。“月经贫困”不仅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每个国家的贫穷女性都可能面临此问题，例如，在欧盟或我所在的国家英国，统计显示，预计每十个女孩中就有一个买不起每月所需的卫生用品。尤其疫情期间，很多家庭承受了额外的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女孩需要这些卫生用品却无力购买时，她们可能会做出危险的事情，例如，她们可能会被迫去商店里偷东西，或进行性交易；女孩们也会因为买不起卫生产品，就不去上学了。
为了解决“月经贫困”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卫生用品的增值税，以降低经期管理成本，但国际社会仍需要做更多工作。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在非洲地区，女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应该通过合作去解决问题。
当女孩受到歧视时，她们也会面临心理健康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来自西方的、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来可更多通过网络在年轻人中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工作。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
康嘉婷：几十年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等，中国的孕产妇保健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可预防的母婴死亡率明显下降。在青年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我们也与当地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普及性教育知识等。同时，也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消除“重男轻女”的风气，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中新社记者：女性在月经期间，喝热水有助于缓解不适吗？社会应如何更有效推动科普工作？
康嘉婷：全球范围内，平均有20%的女性在月经期间感到虚弱和疼痛。对于女性来说，能够有条件管理经期健康、获得止痛药、向医疗工作者寻求咨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在月经期间喝热水，喝热水会让你感觉更好，那喝热水就没有坏处。我认为，在获取正确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个人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王鸿坦：网络流传的一些经期“保养秘方”，大多不科学，例如经期一定要多喝热水，热饮本身可能会对舒张血管有一定作用、缓解一点疼痛，但不适用所有人。经期处于一个更容易感染的状态，需要注意个人卫生，可以用温水清洗，但不可盲目购买网上推荐的洗液，洗液主要是针对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如果本人是健康状态，过度使用洗液反而容易生病。
做科普工作时发现，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造成的，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有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建议东西方加强合作，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将“月经歧视”“月经羞耻”等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同时建议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合作，更多关注贫困地区的女性安全。
中新社记者：消除“月经歧视”，男性能做什么？
康嘉婷：回想起40年前，在我上学时，当女孩到了12岁，会被带去“谈话”，所谓“谈话”，即所有女孩被带到学校礼堂，听一场30分钟有关经期的演讲，没有提问机会。这是在那个年代，老师跟年轻人介绍月经的方式。在那次30分钟的“谈话”后，接下来5年学校生涯中，我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讨论经期健康，男孩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经健康的信息或指导。
现在，不应该再有人重复我12岁时的那种经历——仅仅跟女孩们在学校聊一次月经健康。现在需要在学校的生物课、性教育课程中设计相关的环节，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学习月经知识，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而不是一个禁忌。(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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