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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新冠后心理问题？山东省卫健委印发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中的特色优势，改善新冠病毒感染后人群易出现的情志、心理问题，1月10日，山东省卫健委印发了《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西医结合身心调适方案》，其全文如下。

　　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中西医结合身心调适方案

　　针对非重点人群的早期新冠病毒感染者，轻、中、重型病例可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2022优化第二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阶段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工作手册》中推荐的中成药或中药协定方进行治疗，重型及危重型病例出现精神心理病变时可联合急诊、重症医学科及精神心理科医师会诊。轻、中度病例出现身心病症时，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根据情志病的标本缓急，选择方药穴位心理治疗，身心共调。

　　一、中医调适方案

　　（一）方药调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2022优化第二版）》及《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阶段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协定方基础上，推荐辨证加选药物，口服和熏鼻并用。

　　1．焦虑恐惧，胆小梦惊，紧张自汗，辨证加选防风10g、贯众9g、茯神21g、制百合15g、制远志9g、北沙参15g、五味子6g。

　　2．情绪低落，忧思叹息，气短乏力，咽喉不爽，辨证加选柴胡6g、郁金15g、姜半夏9g、厚朴6g、紫苏12g、茯神24g、制远志15g、薄荷9g。

　　3．失眠心烦，梦多惊悸，头眩呕恶，食少痰多，辨证加选清半夏9g、陈皮9g、茯苓15g、枳实9g、竹茹9g、黄连3g、制远志9g、柏子仁15g。

　　4．入睡困难，心烦咽干，心悸多梦，头晕耳鸣，腰膝酸软，潮热盗汗，辨证加选黄连9g、黄芩12g、白芍15g、阿胶9g、鸡子黄2枚。

　　5．夜间难寐，昼日神倦，纳食减少，心下痞满，神情恍惚，辨证加选清半夏9g、秫米30g、茯神24g、柏子仁18g、神曲12g。

　　6．疫邪劳复，心神不安者，疫邪已退，脉证俱平，梳洗沐浴，多言妄动，发热，前证复起，脉不沉实。辨证选方茯神24g、酸枣仁15g、当归9g、制远志9g、桔梗21g、白芍9g、生地黄15g、陈皮15g、龙眼肉9g、甘草6g。

　　7．养神定志颗粒。在新冠病毒感染中医临证中，根据疾病阶段疫病与情志病症的标本缓急，辨证选用养神定志颗粒方药，形志共调，防治康一体，既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恐惧、紧张、失眠等情志异常，又能减轻瘟疫外感兼以清利头目症状，达到躯体与心理、生理同步康复之目的。

　　功能主治：补益肝胆，坚志助勇，兼以清利头目之效。用于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或对某种事物或特殊环境应激过度，产生异常强烈的焦虑、恐怖、回避、不寐。症见畏恐易惊，紧张自汗，睡眠不宁，多梦，冲动易怒，手足欠温，头目不利等证候者。

　　用法用量：餐后温水冲服。4－14岁，一次1袋；14－18岁，一次2袋，一日2次；18岁以上成人，一次4－5袋，一日2次；或遵医嘱。

　　（二）针灸外治。

　　1．针灸

　　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

　　（1）惊证应急。针刺，泻水沟、内关、神门、少商；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2）焦虑恐惧。针刺，泻内关、合谷、行间、风池穴，补神门、肾俞、太溪；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3）疫后头痛。针刺，泻风池、风府、列缺、支沟、太冲；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风池、太阳穴；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4）疫后神倦乏力。针刺，补中脘、下脘、气海、关元，太溪、足三里；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神阙、足三里；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5）疫后胸闷憋气。针刺，泻内关、太冲、神门、膻中穴、膈俞穴、补足三里穴、中府穴；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膏肓、肺俞；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6）疫后失眠。针刺，平补平泻神门、内关、百会、四神聪；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2．耳穴压豆

　　（1）焦虑恐惧。取穴心、肾、脑、神门、皮质下、肝；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3次。

　　（2）孤独抑郁。取穴心、交感、皮质下、神门、肝、脾、肾；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3）疫后头痛。取穴枕、膀胱、肾、神门、交感、皮质下、头痛1穴；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4）疫后神倦乏力。取穴肝、脾、肺、三焦、内分泌；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5）疫后胸闷憋气。取穴心、肺、肝、肾、神门、胸椎、交感；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6）疫后失眠。取穴神门、心、脾、肾、皮质下、枕、交感、内分泌、神经衰弱点；每天自行按压2～3次，每次每穴30秒。

　　上述治疗隔日进行1次，5次为1个疗程。

　　3．香薰。紫苏叶、贯众、艾叶、款冬花各60克，煎汤薰蒸或香囊佩戴。

　　二、心理调适方案

　　积极沟通，增强信心，坚定意志；支持引导为主；配合情志疏导，语言劝说，释疑解惑，澄心静默，暗示从欲，移精变气；八段锦，太极拳，志意调适音乐疗法，劳逸结合；必要时精神科会诊。

　　1．呼吸调节法

　　当出现不良情绪时，闭上眼睛，深吸气，然后把气慢慢呼出来；再深呼气……如此持续几个循环，呼吸会变得平稳，人也平静下来。

　　2．转移法

　　将注意力从消极情绪的事情上转移开，去看看书，听听音乐等，或者想想曾经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会积极起来。

　　3．拍手法

　　手掌心相对，简单的拍来拍去，却是有名的“声纳气功”。通过疏通经络，震荡脉气，加强血液循环，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4．正念冥想

　　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投注于当前内在或外部的体验上，并不加评判地接受自我调节的方法，让身心放松。

　　如抑郁、焦虑等不适情绪持续存在，不要沮丧，及时向心理热线及专业医生寻求帮助。

　　三、西医调适方案

　　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意识障碍（谵妄）、失眠、精神病性症状、情绪症状和行为紊乱等精神症状，必要时可考虑使用镇静催眠药、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等对症治疗。

　　1．伴发焦虑、失眠症状时，劳拉西泮、奥沙西泮、艾司唑仑、咪达唑仑和阿普唑仑等苯二氮 类镇静安眠药作为首选。

　　2．急性创伤经历的患者建议选用具有抗组胺作用的抗抑郁药（如多塞平6－12mg）或抗精神病药（如喹硫平6－12mg）镇静催眠。

　　3．呼吸抑制患者伴发的入睡困难、夜间易醒或早醒，首选佐匹克隆和右佐匹克隆等抗焦虑和致肌肉松弛作用弱的非苯二氮类药物。

　　4．抑郁情绪严重者可出现强烈的自杀企图和行为，要及时给予抗抑郁药治疗。伴有明显焦虑、失眠，早期可联合苯二氮类药物；伴有明显迟滞、缺乏动力的患者，可选择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伴有失眠的患者，可选择曲唑酮或米氮平晚上服用。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